3 狭义的卜筮指龟卜和占筮，广义的卜筮可以包括一切沟通天人的活动，如星占、梦占、物占等。
没有否认物的存在者，就是没有真正的否认物之存在的唯心论。何以故？良知即自证分，是乃内缘见及第四，不得外缘事物故。
又唯是现量无有筹度分别故。此外，熊十力还有对气的分析： 气者，阴阳二气之总称。此一段话，章氏平生笔语盖亦屡见。按《新论·功能》章分别性习，《明心》章分别心、心所，盖心即性，而心所则习也。而明觉澄然时即真理呈现，此时明觉即是真理，真理即是明觉，这才是实践。
则基于日常实践中修养工夫深纯，达到人欲尽净，天理流行，直融天地万物为一己。魏晋玄家皆学庄子而失之者也。现代文明的进一步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从儒商的崛起迈出关键的一步。
但实际上，我们也要看到，所谓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并不是现代西方精神的全部，西方不仅有马克思主义这种左派的集体主义，有纳粹主义这种右派的集体主义，更有基督教作为道德伦理的托底和法治的根基。在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上，儒家从来不会把人民看作国家的工具，而是认为国家的各种行动最终要推动人民生活的改善和德性的成长。儒家思想和儒商文化所能够带给企业家的核心价值，并不是让企业如何在竞争中获胜和获得更多的利润，而是聚焦于以下三个角度： 1，企业内部凝聚力、共同价值和基于人心认同的有效秩序。而在当前的现实中，一方面我们的社会运行在延续着很多体现传统积淀的潜规则，另一方面在大多数制度和法律等方面我们实行的却是西方现代的制度和规则，而这两个方面还没有找到一种能够完美融合和贯通的方式。
中华文明在自身的发展中未能以抽象化的方式发展出近代科学和经济学，但一方面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弥补我们的不足，另一方面要从我们的核心智慧中去寻找解决现代社会种种问题的根本钥匙。而儒家人性化管理在执行规则时，就要考虑到具体的人，比如对一个孕妇员工的尺度可以稍微放宽。
这又进一步涉及到对子女和下一代的教育问题。西方文明向外扩张的历史，伴随着血腥殖民和对其他文明的残酷掠夺。但同时也要看到，如同我们前面第一条所讲，在企业内部实行儒家式管理需要一整套体系，在国家社会层面，同样如此，只有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能够配合实施儒家式管理的时候，企业的仁义行为才能获得鼓励和回报，才能形成良性的可持续模式。孟子讲仁义内在，而荀子却隆礼重法。
韩非之法完全是人定之法，而荀子之礼依于天道。在这基础上，尤其是当企业逐渐做大之后，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才进入儒商文化之核心问题。但对于大多数参加总裁班和修身营的企业家来说，这正是他们乐于听到的，这让他们很高兴地看到，原来几千年前我们的老祖宗所讲的那些道理，跟我心中所想和所认同的那些东西差不多。在法家的理论中，如果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命，那是最难管理的。
这中间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现代社会不再以家族为基本组织单元了，企业逐渐成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组织单元。只有在企业经营和经济领域，儒商验证了儒家智慧对解决现代文明之问题有着积极的价值，政治和社会领域的变革才会相应推进，正如马克思主义所验证的那样，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在兴起阶段，把工人视为劳动力，这是一个把人物化的概念。中华文明是一个重视时间性价值的文明，体现其核心理念的儒家思想更是重视传承的价值。
对于一种思想理论，同样如此。具有开拓创新的意识和能力。西方这种发展路径，一路发展下来，固然有了近代科学的突破和物质文明的大范围扩张，但不代表那就是成功的唯一模式，其根深蒂固的问题正在逐渐暴露出来。孟子在挺立个人道德主体性的同时，强调对天道的敬畏，而荀子却讲要制天命而用之。企业内部的关系，不再适用原来基于血缘关系的孝道伦理。首先我们必须面对一个现实，就是虽然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和现代西方思想的冲击和洗礼，但仍然是经过宋明理学型塑之后的儒家传统构成中国人最深层的文化积淀，这种文化积淀以集体无意识等方式体现在中国人的日常行为逻辑之中，而我们的表层文化、意识形态、制度话语、法律规范、经济模式等基本都是各种西方现代思想和理论移植的产物。
我们现在衡量文明繁荣的绝大多数标准，都是一种空间性的标准，在这种标准衡量之下，历史演进呈现一个进步的假象。也可以说，在这两个时期，个体和整体之间都处于一个相对平衡的阶段，而在另外的时期，如果是整体吞没和压制个体的时期，虽然有物质的一定繁荣，但实际上文明在走向衰亡。
墨翟是一种集体主义，讲究个人为集体或崇高理想完全奉献。判教的问题是印度佛学传入中国以后才生起的，中国佛学的派别亦见于其判教之不同，故我们亦可由不同之判教去看各派佛学之不同。
第一个特点是中庸，可以理解为不走极端，或者在两个极端之间寻求平衡，中庸的本质是个体和整体之间实现通联和平衡。这样一种重建，并不是把先秦儒学或宋明理学的天道或天理简单复制，而是一方面要挖掘和继承我们文明传承下来的核心特质，另一方面要融入新的时代元素、吸收西方文明中具有普世价值的积极元素，建立一种新的精神和思想体系。
但另一方面，我们又逐渐意识到中华文化形成的积淀对中国人的巨大影响仍然是当前的一个客观现实，尤其是随着全球化走向对多元化的承认和肯定，民族自信心的高扬，改变了人们对这种文化积淀的认知态度，也就是说，此前我们意识到有这种文化积淀，但是力图否定它或者改造它，现在我们是承认其价值并努力适应它。从这种区别我们可以看到，阳明心学与强调个人本位的现代西方思想有更多的相契之处，所以在当前的儒商风潮中，阳明心学成为显学。在儒家式弹性管理中，最关键在于，宽容的原则是基于公心还是私心，这就包含着对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修身和道德修养的要求。进入专题： 儒商 儒家 。
同时要回应来自印度的佛教思想之挑战，重新论证儒家道德伦理的超越基础。儒家在最初确立自身理论定位的时候，有两个鲜明特点。
孟子注重的是一种伦理的后果，他并没有论证这样一种安排的经济后果。而且，不论在微观的企业经营层面，还是在宏观的国家发展竞争方面，要维持自身之存在并寻求发展，必须首先吸纳基于西方商业文明的那一套价值和运行模式。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与建基于自由权利学说的现代西方自由主义理论相对比，儒家又多了很多集体主义的色彩，儒家把个人放在各种人际关系角色中来理解，儒家所讲的仁和义，都强调个人要与更广大的集体相通联，要承担集体赋予个体的责任。在当代社会，只讲传统的孝道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社会了。
而墨翟接近于计划经济的国营企业，每个职工都是一个螺丝钉，个人应为集体利益奉献和牺牲自己的个人权利。这种不平等、不平衡的国际经济秩序，终究是不可持续的。最出名的就是孟子辟杨墨，也就是说，儒家最初是在讲明自身与杨朱、墨翟所讲的道家、墨家之区别中，确立儒家的核心特质的。坚持义利统一的价值观。
随着新一轮国潮思想的兴起和中华文化的复兴，也有很多人开始讲朱子和阳明学，尤其是因为日本部分成功企业家对阳明学的推崇，阳明学成为儒商思潮的重要分支。而现代文明种种问题背后的核心问题，就是不可持续性。
在这样的时代风潮和背景之下，关于儒商的研究、演讲和课堂开始成为一种流行文化，各大学商学院也把儒商纳入教学研讨的范围，从而让儒商这一概念逐渐有了一定的系统表述。传统中国社会是以家族为基本组织单元，所以发展了基于孝的一整套伦理。
基于理性经济人预设的现代经济理论，针对和要解决的是经济层面的企业发展和竞争问题（扩展到宏观层面是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竞争问题），因为竞争的主体都不是在人这个层面，所以都会把人物化和工具化，这样的好处是可以带来效率，问题都是掩盖和忘记了人之根本，只保留和计算了人动物性和物性的一面，而忽略了人之精神性的一面。那孟子所坚信的儒家学说与杨朱、墨翟的道家、墨家学说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孟子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
